菲律宾-金砖国家战略研究所负责人劳雷尔接受《环球时报... - 安危情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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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您为何呼吁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对德特里克堡展开调查？

劳雷尔：其实这个想法在2020年第二季度就已经开始酝酿了。我和菲律宾-金砖国家战略研究所的同事研究了大量来自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报告，发现在武汉疫情暴发前，新冠病毒可能已经存在。

最耐人寻味的是，报告中提到了其他国家在疫情早期出现的“奇怪流感”以及美国“电子烟肺炎死亡案例”等神秘问题。2019年7月，德特里克堡发生了实验室泄漏事件，导致美国疾控中心于2019年8月以“国家安全原因”将其关闭。

从其过往历史和使命性质来看，德特里克堡是很多问题的中心。

为了获取二战期间日本731部队研究的生物武器信息，德特里克堡曾与731部队进行交易，条件是豁免731部队成员战争责任。

在美国中情局上世纪50年代统筹的人类思想控制试验计划中，德特里克堡还曾进行过思想控制类药物的试验。

所以，德特里克堡太危险，其真相必须公之于众。

病毒溯源的下一个调查重点必须是德特里克堡。

借此，美国在其他国家运营的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的大门也会打开。德特里克堡大门紧锁，附近居民三缄其口，这些都表明那里有强有力的证据。国际社会必须发出足够的声音来打破美国政府在德特里克堡周围布下的“沉默之墙”。

您呼吁调查德特里克堡后，收到了怎样的回应？

劳雷尔：中国网民发起了调查德特里克堡的网络联署活动，每天的签名人数以50万左右在增长。

看到这些后，我认为也有很多菲律宾人同意德特里克堡的秘密应该被尽早揭开，他们也应该有机会向世卫组织请愿。这是国际社会支持科学调查取得进展的唯一途径，而不是像美国一些人一样，一味向世卫组织施压以逃避自己可能的责任。

菲律宾公众对我们的请愿给予了热情回应。

您觉得新冠病毒溯源应该如何开展？应该遵循哪些原则？

劳雷尔：我注意到，许多国家已经采取行动反对美国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的错误反应。

已经有55个国家，包括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柬埔寨、斯里兰卡和白俄罗斯等，向世卫组织写信，反对将病毒溯源调查政治化。我们呼吁菲律宾政府也向世卫组织发出同样的信函。

2021年1月至2月，中国与世卫组织联合调查也建议立即开展“全球病毒来源追踪”。我们期望现代文明将科学原则应用于疾病和疫情的研究和调查。

没有其他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将病毒溯源政治化只会弄巧成拙，加深危机——这个危机是我们无法承受的——全球经济和数亿人的生命和生计将面临过早消亡的威胁。国际社会必须找到答案和整体解决方案，不能浪费时间。

环球时报：曾在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的澳大利亚病毒学家丹妮尔·安德森6月份表示，截至2019年年底，她所认识的武汉病毒所里的人，没有人生过病。美国为什么对这样的证词视而不见？

劳雷尔：拜登在今年5月要求美国情报部门加快调查新冠病毒起源，把人们又引向了世卫组织对武汉的排查。这一点非常可疑，因为还有很多关于德特里克堡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

被美国媒体大肆宣传的一个毫无说服力的借口，是说3名武汉病毒实验室研究人员在2019年11月出现了类似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但此后安德森提供了重要事实表明这纯属捏造。“如果人们生病了，我想我也会生病——但我没有，”她说，“在接种疫苗之前，我在新加坡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从未感染过病毒。”

直到现在，美国情报机构仍不能提供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出现类似新冠肺炎症状的科学家的姓名。距离拜登要求美国情报部门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最后期限还有一周时间，拜登和他的情报机构仍然在以卵击石，避免打开可能出现在德特里克堡里的潘多拉魔盒。

：世卫组织提出第二阶段新冠病毒溯源工作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则造成病毒泄漏”作为研究重点之一，中国并不接受。世卫组织态度转变的原因是什么，是受到来自美国政治需要的压力吗？

劳雷尔：一些美欧政客，比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和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对中国没有为溯源提供“原始数据”表示关切，但世卫组织调查团成员彼得·达萨克在推特上发帖表示，他获得了关键数据，也在中方同事那里看到了信任和坦诚。

鉴于这些事实以及有调查在欧洲和美国存档的血液和城市污水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痕迹，世卫组织有必要对这些地方进行调查。第二阶段再回到武汉很显然是一些势力妄图阻止或推迟对其本身调查的策略。

有分析认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正计划竞选第二个任期，这可能是对其他可能的新冠病毒起源点的调查被不合逻辑地延迟的原因之一，特别是神秘的德特里克堡。

我们不希望世卫组织受到政治考虑的影响，但不少国家已经对此发出警告，要求世卫组织将病毒溯源问题去政治化。

有分析称，制造并传播谣言，操控利用媒体，炒作所谓“证据”，大搞“有罪推定”，是美国政府诋毁、抹黑、打压他国的惯用伎俩，例如伊拉克、叙利亚等问题。在病毒溯源问题上，美国是否想重演类似的“溯源恐怖主义”？

劳雷尔：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利用“信息战”来推进其全球议程。

我们目睹了太多美国在其国际广播、纸媒和社交媒体的全球主导地位帮助下，有效地利用信息战技术颠覆真相和破坏目标国家主权完整的例子。

比如，美国用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有罪推定论”为其发动伊拉克战争辩解，美国的借口后来被证明完全是捏造的。

这种信息战策略使人警醒，此后，外界把美国的信息战称为“大规模分散注意力武器，”美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到后来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和叙利亚战争中，都使用了这一策略。

可以说在病毒溯源问题上美国正在使用相同策略，将科学调查的需要从美国转移到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透明的中国身上。

但在伊拉克问题上被欺骗之后，世界已经吸取了教训。

真相终将揭穿虚假信息活动。因此，世界各国人民应该加入请愿，以了解有关德堡的真相和结束美国制造的欺骗。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吴喜教授17日对《环球时报》表示，新冠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既然2019年更早的时候在美国就出现过“电子烟肺炎”以及“流感”，且涉及德特里克堡，那么公众产生质疑，完全符合科学思维的范式。

美国一味把溯源问题政治化，以“有罪推定”思维来试图误导世界人民。

对此，首先我们在尊重事实的情况下，通过科学的方法去证明。溯源问题应该交给科学家，但是公众对他们所关注的事情有权提出质疑，这也是尊重事实的体现。

美国通过情报部门搞所谓“90天论证”，只为仓促得出一个“结论”是很搞笑的，比如SARS的溯源，过了这么多年，到今天也没有“零号病人”。

如果美国政府要靠情报部门“溯源”，那就首先请他们把SARS的“零号病人”找到，否则其“逻辑”和“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肯定是偏颇、存在其他动机的，这样的方法一定不会得人心。

呼吁调查德特里克堡和认同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所做出的“实验室泄漏可能性极低”结论是不冲突的，因为世卫组织是对中国武汉的实验室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经过长时间考察作出的科学结论。

一把钥匙应该开一把锁，而不能混淆。对德特里克堡的调查呼声符合科学的严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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