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学生时,确实梦想过成为一名记者,但那是纯粹的一厢情愿。当我1971年第一次来中国访问时,我从来没有想过,多年后我会成为采访全球政治家和报道中国重大事件的国际记者之一。万万没想到,我竟然成了“中国奇迹”的亲历者(I never imagined that I would be a witness to the creation of the much-vaunted ChineseMiracle.)。
1971年8月20日,我坐在马尼拉飞往香港的国泰航空CX900航班的19A座。在这里,我遇到了我们小组的其他14名成员——由齐托(Chito Sta. Romana,即上一任驻华大使)领导的菲律宾民主运动(theMovement for a Democratic Philippines)——一个由进步团体组成的伞式组织(Umbrellaorganization,大概是指类似打开的伞一样,由核心到边缘的左派组织),我们组成了我们所谓的“菲律宾青年代表团”(Philippine Youth Delegation)共赴中国。
“我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中国。我们为期三周的旅行变成了无限期流放。”
我们是一群形形色色的青年领袖和年轻专业人士,大多数属于当时被认为是“激进”的团体:罗兹·加朗(Roz Galang)——《马尼拉时报》(Manila Times)的明星记者;利奥·瑞曼多(Leo Rimando)——菲律宾大学洛斯·巴尼奥斯分校(The Universityof the Philippines Los Baños)教授;尼扎姆·阿布巴卡(NizamAbubakkar)——一名穆斯林学生;卡洛斯·塔亚格(Carlos Tayag)——本笃会神父;学生领袖埃里克·巴库利诺(Eric Baculinao)、格蕾丝·普农巴彦(Grace Punongbayan)、雷·蒂基亚(Rey Tiquia)、利托·德迪奥斯(Lito de Dios)和迪·豪尔赫·博科博(Dean Jorge Bocobo);妇女活动家薇琪·赛格(Vicky Segui)和玛丽塔·阿尔莫拉杰(Marita Almoradjie);劳工活动家伯特·席尔瓦(Bert Silva);和我的大学编辑同事维克多·马纳朗(Victor Manarang)。
当时我是菲律宾商学院 (PhilippineCollege of Commerce) 大四学生主修广告学,后来改名为菲律宾理工大学(Polytechnic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我是我们校报《自由》(Ang Malaya)即将离任的主编,也是全国校园记者组织民主社会编辑联盟 (League of Editor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的主席。我们是菲律宾青年运动中煽动乌合之众的突击队员之一。
我参加了一季风暴。最初,我们抗议诸如学校设施差和学费不合理上涨等司空见惯的问题。后来我们涉及到了国内和国际政治问题。我们反对越南战争,抗议菲律宾政府纵容美国。我们抗议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以及在基地内杀害“被误认为是野猪”(mistaken for boars)的菲律宾人。我们谴责警察的暴行、绑架、强迫失踪、媒体审查、腐败和任人唯亲。我们警告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 (Ferdinand Marcos)的军事独裁迫在眉睫,我们指责他密谋通过诉诸戒严令来长期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