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硬汉：宣判死亡78天后苏醒，带着100块弹片活下来 | 战...

  

说个挺羞耻的事儿，我曾经特沉迷枪战游戏，迷到感觉给把枪我上我也行。

直到看了这两年发生的战争，我才知道这想法多可笑。

比如中弹，游戏里一般都是一个小窟窿，流点血继续战斗。但现实中，子弹离开枪管会像陀螺一样旋转前进，造成碗口大的伤，大口径点的甚至能把人手脚打断。

这还只是枪击，炮击的威力更可想而知，在爆炸范围内，基本上就算完了。

但最近我知道了一个奇迹。

有个中国男人，为救战友没躲过炮弹，上百块弹片留在了体内。医生已经宣告了他死亡，没想到他居然还有一口气。

这是我听过最硬汉的故事——他为了活下来，做了超出了一个常人的选择。

1984年5月9日17：30，一枚炮弹在我身边爆炸，我被炸昏了过去。

战友们将我全身包扎好，送往团前线急救所进行抢救。救护所非常简易，是树荫下的四个帐篷，一个老军医为我检查。

我全身插满了弹片，有的己嵌入心脏、脾肺等重要部位，心脏已停止跳动，没有办法抢救。

医生宣布我已死亡。

听到这个消息，战友们悲痛欲绝，协助医护人员为我整容。

战友的手抚摸过我的肌肤，凹凸不平，那是嵌在肉表层的弹片。血早已流尽，全身只剩密密麻麻的伤口。

战友给我整容完后，又为我换上一套新军装，再小心装进塑料棺，抬上运输车，哭着目送车辆缓缓驶向后方。

我被转运到广西一家医院的前线救护所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2时。

经医护人员详细检查，再次确认我已经死亡，准备运往后方安葬。

当我被抬上转运车时，一位护士默默地望着，为牺牲的战友送最后一程。

不料，转运车刚要关上车门，我的遗体从车上滑落下来，“啪”一声，掉在了地上。

两个运输遗体的战士，又将我的遗体抬上了车。谁知刚要关车门，我的遗体又滑落了下来。两个战士再次将我的遗体抬上车。

这时，护士阻止来了正要关门的两个战士。

她让一个战士按住我的脚，另一人按住我的肩部，好好放稳后关门。

说不清为何，护士看到两个战士放好我遗体后，竟轻轻拉开棺料袋，发现我的眼睛睁着，她手往我的脸上一抹，试图为我合上眼，结果眼睛闭不上。

她将手伸进我的衣服体内，竟然感受到了胸口微弱的余温，她惊喜不已：“快，抬往急救室，他还活着！”

两个战士急忙将我的遗体从车上卸下来，抬进了急救室。

急救室的医生不敢相信我还活着，问护士能确定吗？

护士急忙回答：“他一定活着，尸体一般是僵硬的，而他的身体是软的，他的眼睛合不拢，心脏停止跳动，是因为血流太多，不能支撑心脏跳动！”

医生觉得有道理，马上为我输血。

针管从腿部的血管插入，果然血能流进血管，500CC流入我的体内，又拿了一袋血500CC……

护士一直守在我的旁边，不时将耳朵贴近我的心脏。在为我输入2500CC血后，她再听我的心脏，发现有了微弱的跳动。

简陋的急救室里，医护人员高兴得跳了起来。

但我人还没有苏醒过来，心脏随时都会停止跳动，情况危急。医院领导立即呼叫请示上级，希望派飞机送我去后方医院抢救。

没想到，敌方居然出动了战机来阻止。

5月10日上午，上级指示，会派军用直升机来接我，很快起飞。

医院前线救护所设在靠茅山战区，需要先找一块平坦的地点，飞机才能降落。

医护人员和警卫战士立即出动，在山坡上砍出蓝球场大的一片，设下标记，向上级报告了降落地点。

上级马上回复，直升飞机将在两个小时内到达。

然而，就在直升机起飞后，越军也起飞两架米格战斗机，朝这里飞来。

从距离来看，双方战机可能同时到达救护所上空。

空军雷达发现越军战机后，立即起飞6架战斗机应对。

3比1，越军飞机很快发现了形势不好，掉头回了河内。

接我的直升机安全降落。医护人员一边将我往直升机上运，一边听护士介绍，发现我遗体后，抢救并起死回生的过程。

上午12时，直升飞机载着我降落到了广西军区医院。

医院院长、各科室主任赶来了，设立了特别抢救小组、特别的病房。

一个月后，我的呼吸逐渐好转。

经拍照，在我的心脏、肝脏、肾旁有黄豆大小弹片20块，全身有150多块绿豆、手指大小的弹片。

因无法动手术，身体各功能无法恢复，我仍然昏迷不醒。

氧气管、胃管、输液管……我的生命维系在这一根根的细管上。

医生护士24小时守在我身边，观察我的身体变化。

6月天气炎热，虽然这里是当时部队最好的医院，但也只有电风扇，没有空调。

我的身体不能随便翻动，电风扇吹不到的身体部位，护士只能不停用扇子为我扇风驱热，消炎清洗。

尽管这样，还是挡不住我伤口发痒、腐烂，有的部位开始长出一条条白色的蛆。

因长蛆导致的高烧，使我迟迟不能苏醒过来，死神似乎硬要将我拉回去。

我的伤情牵动了部队首长。

首长从中国七大医科大学派了专家和特护人员，为我会诊治疗。

在医疗界常这样说，对患者，特别是危重病人，是三分治疗，七分护理。

我的治疗过程得到了验证。

治疗专家每天为我会诊两次，护理人员增加到了6人，坚持24小时为我护理。

我身上化脓生蛆的时间里，她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为我消炎，解决身上的蛆。

她们的病理工作日志上，这样写道：6月11日，除去56条白蛆，6月12日42条，6月13日30日……6月21日以后没有了白蛆。


这些每天为我清理蛆的医护，我甚至连她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化脓生蛆的问题被治愈，解决了发高烧的症状，可以动手术了。

接下来的二十余天中，医生从我的大腿、胸、腰等部位取出了手指大小的弹片56块，终于有效地预防了伤口发炎。

1984年7月26日，我醒了过来，眼睛眨了眨，发现一片模糊。

此时，我已经整整昏迷了78天。

消息传开，全院沸腾了起来。

广西军区司令员、政治部主任等首长赶到医院，特别来看我。

我并不认识他们，张了几次口想说话，医生用手摆了摆，让我休息，不要说话。

司令员来到我床前，握住我的手笑了起来：“好样的，我们的钢铁战士，你想说话吗？”

我点了点头。

“部队还在阵地上吗？”

就在几个月前，我所在的独立师接到上级命令，去攻下靠茅山。

靠茅山主峰被越军占领，山上森林密布，守军有一个加强营1000兵力，有坚固暗堡，公路直达。

攻打靠茅山，除了这里的战略位置重要，另一个战略意图是，配合云南边防部队攻打老山、者阴山。

在攻打老山之前，迫使敌人调兵增援靠茅山方向，以减少老山方向的压力。

部队首长甚至说，即使牺牲一个师也要攻下靠茅山。

4月25日，我连悄悄地潜入靠茅山前沿阵地，具体任务是潜入敌后方，为进攻创造条件，防敌增援。

第二日中午，在远处炮火的掩护下，我连穿插到敌后。我作为尖刀班班长，一直走在部队的最前面。

记得这段路很难走。

道路被灌木林、原始森林覆盖，越军在路上还埋设有各种地雷。

我带着战友一边排雷，一边缓慢穿插，直到下午，才前进了11公里。

突然后面传来“轰隆”一声巨响，接着有喊“李卫东，李卫东，你醒一醒！”

战友的牺牲激起了大家的愤慨，指导员传话要尖刀班勇猛穿插，为战友报仇。

当天下午，我们悄悄穿插到了敌后的一个村子。

这个山脚下的小寨子只有25户人家，全是茅草屋。

拨开树林看，不远处就是越军的公路，直通靠茅山的主峰。

越军高地离我们非常近，居高临下，强攻必然会造成我方大量伤亡。最理想的方法就是偷袭。

我带着全班悄悄从小路靠近，只见一越南兵挎着冲锋枪，正守在路口。

全班就地卧倒，我沿着草丛匍匐前进。越南兵把枪靠在树下，坐在小路的土台上，翘着二郎腿抽烟。

一米、两米……

他抽完一支烟后，拿出一张姑娘的照片，脸上露出了笑容。我猛扑上去，匕首猛刺对方胸部。

士兵哼都没哼一声，倒地死亡。

这时，另一个士兵挎着冲锋枪，从远处寨子走了过来。

开枪必然会暴露目标，我决定先抓活的。

全班分成3组，我带一组人潜伏在越军尸体背后，伺机行动。

不一会儿，越军士兵上来了，他看见了战友尸体，马上就蹲下去，要拉一条绳子。

我一使眼色，战士一个箭步冲上去，抱住敌人的脖子猛地一扭，敌人断了气。

一看发现刚才对方要去拉的绳子，上面挂有罐头盒，一直沿伸到越军阵地。他准备拉响罐头盒，向阵地上报信，好险！

我连穿插到位，顺利切断敌增援道路，任务圆满完成，我方开始向高地发起进攻。

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我军会从后面进攻，慌了阵脚，纷纷逃窜。我军仅用两个小时就攻占了高地。

抢下高地，我们连还有一个任务是侦查越军炮兵阵地，防止增援。我主动向副连长请战，想带两名战士延伸侦察炮兵阵地，得到批准。

我带着两位战友离开了我们控制的高地。此时我们离国境约18公里，每往前走一步，危险就更大一步。

走山林小路虽然安全，但时间长，走大路又担心遇到敌人和老百姓，我们战前突击学的越语不足以应对，容易暴露。

走公路最能侦察到敌人的炮兵位置。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一番思索，我们三人换上越军服装，我在脖子上缠了一块带血的纱布，装伤员不说话。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直朝那吞寨子公路边走去，规定任何情况不能说话，一切由我来应对。

公路是沙石路，路很窄。路旁有菠萝地、很大的芭蕉林。

路上没有行人，天快要黑了，远处一个老大爷挑着箩筐走过来了。箩筐里有热腾腾的白米饭，白菜粉条里零星看见几片肉。

我用手指着脖子，又指了指背后阵地，意思是从阵地下来受了伤，不能说话。

老大爷不仅理解了我的手势，还很同情我。我用手比划着，问他要去哪里。他说去巴蕉林为部队送饭。

老大爷一走，我们迅速钻进了树林，用望远镜一看，果然芭蕉林中有一个炮兵营，灌木丛中至少还有一个连，数十门炮正对着中国的方向。

这一次侦查任务很成功，连长让我们前往之前夺下的高地，接替驻守。

我就是这块高地上“死去”的。

回忆被首长亲切打断了：“部队已经撤回来了。”

啊，撤回了，我赶紧问：“那我现在什么地方？”

“在后方医院，你很安全。”首长说。“连长呢，我要向他报告。”我本能挣扎着说。首长马上将手摇电话放在我旁边，拨通了连队的电话，我拿起了听筒“喂，请叫连长。”

“我就是，你是谁？”连长接到电话问道。

“我是小李，李陶雄。”

“不对吧，他已经牺牲了。”他不以为然，以为有人冒充。

“真的，我就是你的战士5班班长李陶雄，”我说。

连长仍不相信：“那我问你，你连长叫什么名字？”

“他叫张泽建”。

连长在电话里无比惊讶，又问：“那你指导员是谁？”

“我的指导员是陈亮平。”


……

一一对上后，连长又惊又喜，说马上派战友来看我。

第二天，我们连的司事务就赶来医院。当他确认躺在病床上的人，真是我时，一下喜极而泣，紧紧握住我的手“奇迹！奇迹！真的是你……”

原来战友们早就当我牺牲了。

当时在前线救护所时，战友哭着目送装殓我遗体塑料棺材离开后，就返回前线连队，向上级报告了我牺牲的消息。

一个月后，我们连队班师回营休整，上级一致同意我所在的班荣立集体一等功，我作为班长指挥全班完成了阻击任务，英勇救战友，被评荣立二等功。

连队还掀起了向我学习的高潮。

我还不能说太多的话，司务长不仅给我带来了慰问品，又拿出一包东西，放在我的枕边，说：“小李，这是你8个月的津贴，共64元，另外还有一套新的军装。”

我还活着的消息也很快传到了家乡，全村人都感到高兴。一个星期后，父亲和我的大哥，从湖南老家来医院看望我。

在病房里，父亲握着我的手，大哥坐在一旁，高兴得都说不出话。

我出生在湖南桂阳县大塘乡麻地村，有三个兄弟，父母是地道的农民。

我高中毕业时，本来有机会考大学，可我想了想，还是去当兵，因为从小有个英雄梦，于是成了一名光荣的边防兵。

我当兵的那几年，全家都为我高兴和自豪，我记得在7号阵地时，我还在猫耳洞里，拿着手电筒，给父亲写了一封家书：

“敬爱的父母大人：我现在保卫边界的最前线，我们全班作战十分勇敢，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我多次完成了侦察任务，受到连长指导员的表扬……”

这封家书父亲还没有收到，就先收到了我的烈士证书。

原来就在连队宣布我牺牲的第二个月，湖南桂阳县民政局和武装部领导，亲自到了我们家。

不仅送上我的烈士证，还有荣立二等功证。母亲听到消息时，当场就昏厥过去。

父亲较坚强接过烈士证书，手不住的在颤抖，他不敢相信，但我牺牲是真的，烈士证书上明明写着：

“李陶雄同志在1984年5月9日的边界保卫作战中英勇牺牲，其家属应享受革命军人的优待。”

几天后，父亲向我的战友打听，如今儿子安葬在什么地方，他要去看一看。

得知我安葬在广西龙州下冻烈士陵园后，父亲在我大哥的陪同下，来到了我的墓碑前。崭新的墓碑上写着：

“李陶雄烈士之墓”

父亲在我的墓碑前插上几柱香，泪如泉涌。回到老家后，各种亲戚都来走访慰问。

没想到，沉浸在悲伤中的亲人，又突然接到我活着的消息。

卧病在床的母亲，一下就痊愈了，等着我回家。

父亲和大哥在医院里呆了三个多小时后，主治医生来了，劝我父亲和我大哥可以走了。

医生也悄悄对我父亲讲，我如今暂时醒过来了，还没有脱离危险，治疗还有一个漫长过程，但医院会全力抢救。

危险说来就来，因为全身特别是嵌入肝、肾旁的20块弹片无法取出，外伤一旦复发或感冒，就会引起生命危险。

而且身体又不能随意翻动，皮外伤清洗，一次翻身就需要半天时间，同时需要两个医生，4个护士打协助，才能完成。

尽管如此，还是防不胜防。

经过7个月精心治疗，大手术进行了36次后，危险还是逼近了。

我的左大腿骨折，由于弹片嵌入时间长，尽管取出了弹片，但延误了时间，导致左股骨坏死了在化脓，我经常发高烧，医院已10次下达病危通知。

医生郑重地对我说：“小李，我非常难过的告诉你，你的左腿必须截肢，否则你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听着，犹如晴天霹雳，我不容质疑的回答：“不行，坚决不能截肢！”


大夫从医学角度给我做工作，说现在的高烧，就是这条腿上坏死的组织造成的。

“你失去一条腿，至少还能生活，远比失去性命要好百倍，希望你慎重考虑。”医生说。

“不行，坚决不行，少了一条腿，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要医生想尽一切办法，保住我的这条腿。

为了让我活下来，医院当然不接受我的固执。我开始反过来做大夫工作，让他不要有思想压力，我不怕死，但我更想好好的活。

我给医生耐心做思想工作，国家为我投入这么多，我也想为国家做些事情，让他们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就拿我的身体做医学实验吧。

“一切未试过的新方法都可以拿来给我用，治好了就能验证新方案的可行性，治不好，我也为国家医学事业做了贡献。”

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

医生说如果不截肢，就只能不停动手术，清理伤口，补充营养，保持伤口卫生，取出坏死骨肉……

这说起来几句话，但要经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我笑着说：“自从我醒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我此生都要和痛苦为伍，这几个月下来，我和痛苦相处的很好，尽管放心。”

我还特别给医生要求，做手术的时候不用打麻药，这样我就可以靠疼痛，来判断身上那块肉是好肉，哪块已经坏死。

医生终于被我做通了工作，放开手脚加大治疗的力度。我忍着一刀一刀割肉的疼痛，每下一刀都告诉医生我的感受，全力配合着治疗。

在进行了40多次大手术，80多次小手术，取出大小弹片100多块后，医生正式宣布，我脱离了危险。

此时，离我苏醒已是十个月后。

脱离了生命危险，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开始规划下半辈子的人生。

我的伤情还不能下地活动，要靠药物疗伤，否则伤口随时会发作，有生命危险。

我想了想，看来要学医，一方面治自己病情，将来也可帮助别人。于是我把每个月的津贴都用来买医学书。

可没想到，看书根本就不行，因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仅0.5，一点恢复的迹象也没有，看书要用放大镜，一小时看不了几行字。

想着，有时对未来很悲观。

我才25岁，却成了一个废人。我渴望爱情，可谁愿意嫁给我呢？我渴望工作，可我又能做什么呢？

看着父母已经老去，我不仅不能在他们膝前尽孝，还要让他们照顾我的余生。面对这样看不到希望的人生，在手术台上一声不吭的我，却不得不独自叹气。

就在我人生最沮丧的时期，我收到了一封来信。

来信的是一个姑娘，她叫王光秀，她是我们老家邻村的人。

信中说，她在去年走亲戚的时候，知道了自己家乡有一个保卫国家牺牲的英雄，非常感动。没想到后来竟然听说我没有死，就总想着来照顾我。

她在落款的地方写道：月亮代表我的心，当你每天看到月亮的时候，就说明有人在爱你。

我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费力的读着，心里面又是感动又是愧疚。有人愿意照顾自己，心里很感动，但是自己的情况，明明耽搁姑娘的大好前程。

于是迟迟无法动笔，写不出回信。

6月的一天，我在部队医院疗养，突然有一个女青年穿着白大褂，来到我面前。

我视力不好看不清长相，只是注意她一头短发很现代，还有始终挂在脸上的笑容。

她来到我面前为我端来饭菜，要喂我。我说自己可以吃饭，没让她喂。

吃过饭，她不走，又削苹果递到我面前，说专门为我服务。

我还好奇今天怎么换了护士。但不对呀，我感到这个女青年口音像家乡人。

我要她坐下来聊聊，表扬她服务周到。我问她老家是不是湖南桂阳的。


她一听只好老实交代，说自己就是前几天给我写信的姑娘，是我们邻村的。她有些委屈说：“也不知道你看没看信？我这次专程从老家来照顾，特别问护士借了一套护士服才进来的。”

我问她，人家护士怎么同意你这样呢？

原来她给护士说，自己是我的未婚妻，专门从老家过来照顾我的，想穿上护士服给我一个惊喜，于是护士就同意。

她顿了顿接着说：“现在科室里的护士医生都知道我是你未婚妻了，你可不许嫌弃我。”

我有些慌神赶紧说，“你别开玩笑，我是个残疾人，你还年轻，我会耽误你的，你父母知道你的决定吗？”

我一边说着，朦胧可见她的面容是那么的娇小，面庞是湘妹子特有的洁净白皙，笑起来的样子就更好看了。

我知道我动心了。

王光秀大胆告诉我，她早就考虑好了：“阎王爷都不收你，就是要让我在人间好好照顾你呢，我怎么可能错过你！”

她的决定已经和家人说过，家里人非常支持。那时候，真的是全民荣军，不少伤残战斗英雄都遇到过类似的天使。

王光秀温柔但态度坚决说：“我要嫁给你，为你服务一辈子，谁也改变不了我的决定。”

一席话让我热泪盈眶。

话已说到这个份上，我只有感动，内心不知有多高兴，答应与她结婚。

我要与王光秀结婚的消息传到部队，连队高兴极了，特别派车开了400公里，来医院将我们接去部队结婚。

李陶雄入伍时的照片

我们团队的战斗任务已经完成了，好多战友都离开了广西驻地，只有我们的营长还留在那里，专门等着为我们主持婚礼。

婚礼上，营长也激动得热泪盈眶，说要代表全体官兵，感谢通情达理的光秀姑娘，能够看上我们英雄李陶雄，没有因为他是一级残疾人而嫌弃他。

营长说，这是作为一名军人，无上的荣光。

妻子在婚礼上说，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国家那么大，没有人保护是不可能的，李陶雄因为保卫祖国光荣负伤，自己能陪伴英雄，感到很光荣。

“照顾李陶雄一辈子，我不是一时的冲动。他能爱祖国，爱战友，我精心的照顾她，他自然也会爱我。”

我的爱人王光秀，她说到，也做到了。

祖国不惜一切代价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而我的爱人给我后面的生命注入了灵魂

在部队医院和妻子的照顾下，我的伤情稳定得不错。可每年的4至5月，我的头部就头痛欲裂，嗡嗡炸响。

炮弹的爆炸声时刻在我的头上爆炸，就如回到当年的战场。

非常奇怪，那正是我受伤“死去”的时节。

至今都记得我连接替1连进入了7号高地防御，是1984年的5月1日。

入夜，山野漆黑，四周没有了枪声，阵地死一般的沉寂。

连长说，大家要提高警惕，这是大战前的前奏，万万不可放松。

7号阵地呈弯弓形，战壕有凹凸部分，因山高坡陡，森林密布，又布满了地雷，易守难攻，所以敌人只是修了简单的掩体。

我连防御阵地有2000米，我班在最突出的凸出部位，这是我向连长争取来的，敌人要来进攻，必须是向上攻下我班战壕。

我除要求全班挖好战壕，另每人挖一个猫耳洞，用于防敌炮弹。我把全班分为4个战斗小组，每组3人，而我在最突出的部位。

一切布置妥当，我要求全班死死盯着前方，一刻不能松懈。

晚上7时，黑幕中，树林里有哗啦哗啦的响声，我悄悄对全班说“注意有情况，听我的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话音刚落，一个黑影已窜到我面前约30米，我勾动了扳机，敌人应声倒下，全班一起开火，偷袭的敌人纷纷败退，钻进了黑色的树林。

“咣当！咣当！”敌人的迫击炮打过来了，好在我们隐避得好，炮弹没有一发击中。

炮击停止后，越军又开始进攻，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停战。阵地有两具越军尸体，武器若干。

解放军在阻击越南军队（网络图片）

根据这些丢下的武器，可以判断昨夜对方抢走的尸体不下30具，而我们无人伤亡。

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越军的进攻没有停，断断续续都被阻挡在我班阵地之外，第三天越军进攻停止，因为他们的炮兵阵地被我军摧毁了。

没有炮火支援，地面部队再厉害也只能是无谓的牺牲。

连续有三个晚上没有听到炮火，阵地的天空泛着鳞白色的淡光，和其他的天空没有异样。

我在猫耳洞里打着手电筒写下战地日记，记录表现积极的战友，分析越军的偷袭特征，还给家里写下家书。

又到每月交党费的时候，想到接下来不知生死的恶战，我找到指导员，把身上仅有的15元津贴全部交了党费。

我连坚守7号阵地6天，阵亡一个战友，伤两个。

走上战场的每一个士兵都知道，只要战斗没有结束，所有的平静都只是暴风雨前的幻影。

恶战即将开始。

5月8日下午，我连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向敌4号阵地进攻，拿下该高地。

4号高地离7号阵地只有500米，但坡陡路滑，而且敌方埋设了大量地雷，要通过雷区才能够到达。

在整装待发之时，连长张泽建挥动手对我们要求，要以最快的速度，直插4号高地，没有命令，谁也不许停下。

“一直往前冲，冲到敌人的战壕里，与敌拼刺刀，有没有决心！”连长大声喊。

“有！”大家齐心回答。

我们刚离开7号高地，只见我军的炮弹雨点般落在4号高地，而且一路延伸。这是在为我们扫清前进道路上的地雷。

我一路往前冲，但炮击并没有停止，不停止会炸着自己人。这是为什么？连长笑了笑说，别怕，你只管往前冲，我们改变了战术。

原来，越军营以上干部，均在中国军校培训过，了解我军战术，知道我们是停止炮击后，组织冲锋。

这次为了迷惑敌人，炮火一直没有停歇。冲锋中，连长不停地用报话机向上级报告，连队所到达的位置。

当我连冲入4号高地时，敌人还躲在战壕里不敢出来。

越军万没想到我们会冒着炮火，冲入战壕与他们拼刺刀，被吓得争先溃逃，一个没逃走的军官竟开枪自杀，宁死不投降，还真有点武士道精神。

仅5分钟时间，就占领了4号高地。

随即，我连返回7号高地继续防守。到5月9日，我们准备撤回，因为云南老山已经被我攻克，牵制任务完成。

上午11时，太阳出来，雾霾散尽，但突然敌人的炮弹，一发一发呼啸着打了过来，顿时浓烟滚滚，硝烟弥漫，我们后撤已经不可能了。

连长发出命令，坚持战斗，天黑后撤退。

炮火一停，敌人一排排冲了上来，我指挥全班靠近打。随后扔出一颗颗手榴弹，敌人丢下几具尸体溃退了。

当敌人第二轮进攻又被我打退后，阵地上出现了少有的寂静。

这时副连长找到我，说敌人不进攻，肯定预谋有更大的行动，让我带两个人到敌后侦察。

时间两个小时，尽快回来。

我们潜伏到公路边，发现敌人的炮车正拖着炮，向扣茅山开来。情况危急，必须马上报告连长。

连长接到报告后，要全连进入掩体，做好迎战准备。这时已是5月9日下午5时，大家抓紧加修工事。

越军的炮弹呼啸着射向我们的阵地，而且地面的敌人开始进攻，情况危急。

“快，卧倒！”这时我见战友徐应龙还站在阵地上，抢修工事，因他在上一轮的敌人炮击中，耳朵受了伤，听不见。

我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将他推下战壕，他安然无恙。

而一枚炮弹就在我的身边爆炸，顿时我血流满面，昏迷了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要不是战友和祖国对我不惜一切代价的抢救，我的魂魄早就停在了这一刻。

现在，我的魂回来了，停在那一刻的，是身体的记忆。

每年5月我就头疼的毛病，伴随至今。

整个5月我都无法安静，吃不香，睡不眠，安眠药也效果不大。一直要挺过5月份，才能逐步恢复正常。

医生说我的生命由我的意志和心态决定，心态好了，加上有药物护理，就能活到正常人的寿命。

我这样的人，不能浪费当年抢救我所付出的心血，我要坚强活下去。

我需要感恩的人太多了，每年我都会南下广西南宁303医院，这里是我重生的地方，我要感谢里面的每一个医生和医护。

把我从运尸车上救下来的女护士郑英，后来是南宁303医院的护士长，每年我都会去看望她，现在她已经退休，是个幸福的奶奶。

漫长的人生之路，谁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像我这样的“钢铁战士”，心也是肉长的。

李陶雄如今的照片

后来部队改制，我们部队的编号被撤销后，我也回到了我的老家。原本像我这样的战斗英雄，按照规定，回了地方也应接受到很好的治疗。

有一次，我的伤口化脓，要去地方的医院治疗，当时赶上国家医疗改革，部队和地方关系没有理顺，我去看病的时候，地方医院一直在推诿。

那是我第一次哭了出来。

妻子安慰我，说不要着急，我们去找部队，部队不会不管我们的。

我又回到了部队，部队医院大夫说，解放军在战场上流汗流血，下了战场我们不能让他再流泪了。

就这样我在部队医院调养了三个月，才治好了感染。

到了地方后，我的生活变得十分艰难，妻子没有工作，又有了两个孩子，没有住房，靠租房子住，抚恤金实在不够度日。

在我的再三反映下，桂阳县政府也算重视，把妻子安排在供销社贸易公司上班，从此妻子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孩子和我。

日子虽然很辛苦，但我们一家坚持了下来。一儿一女都很孝顺，比起正常的老爸，对我多了一些敬佩。

在外人看来，我现在和正常人无疑。我走路抬头挺胸，步子尽可能迈得稳健有力，只有这样，才对得住我当初誓死捍卫保住的那条腿。

除了活好自己，我也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成为了家乡当地伤残委员会的会长。

就在我的家乡，因为战争导致伤残的退伍老兵就高达2000人。我时常鼓励他们，告诉他们要好好的活下去。

小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老人与海》，里面一句话说得很好：“一个人可以被摧毁，但绝不能被打败。”

对我们这些伤残的退伍老兵来说，好好活着，才是最终的胜利。

不久前，李陶雄在长沙的部队医院就诊，他的心脏旁出了新状况，需要复查。

这三十多年他都没有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但是当潘怀英告诉他，我们是记录真实的故事时，他同意了。

潘怀英在病房采访李陶雄

不过当两位老兵见面时，潘怀英却又后悔了，他说采访李陶雄实在太残忍。

密密麻麻的弹片、手术伤痕，呈现在肌体上残酷得恐怖。

潘怀英八十年代初离开战场回到老家，李陶雄刚刚从老家参军入伍。他们是两代人，称呼彼此：老战友。

潘怀英转业后成了一名法官，见证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崛起，经手了很多贪腐大案，惩办了一个个纸醉金迷的小官巨贪。

让他难过的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战斗英雄，钢铁战士李陶雄，还住在一间老旧的50平米小屋，和100多块弹片做斗争。

这是中国折叠里的真实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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