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博奕代工公司到底合不合法？

2021年01月19日

台湾离岛设观光赌场喊了十多年，然而相关的管理办法现在还躺在立法院，离岛民众对设赌场也还有疑虑，总之，在台湾合法开赌场，遥遥无期；如今博弈行业网络化已经成为国际趋势，在线博弈产业1年有近700亿美元的产值，不少台湾业者纷纷加入抢食大饼，虽然不能直接经营在线博弈，但是凭借科技人才的优势，为那些合法在线博弈的国家提供软硬件设计服务，这样的代工，每年也能够有将近40亿美元的惊人产值。

赌博在台湾并不合法，然而赌博代工，是否能与赌博画上等号呢？

走进台湾泰伟电子公司的办公室，工程师各自在计算机前忙碌敲打着键盘，这样的场景看似平凡，却鲜少曝光在大众面前，因为泰伟电子的主业务是替在线博弈业者代工，例如即开式彩票，是他们与意大利第二大博奕业者合作的在线博弈系统，泰伟电子也是亚洲第二家获得欧盟VLT认证的公司──全球取得VLT认证资格的厂商不超过10间。

泰伟电子公司过去制造的赌博机台营销全球，闻名国际，早期每年替俄罗斯提供1000万美元的赌博机台、软件为主，主销美国与澳门市场；但全球赌博机台售量在2010年后逐渐下滑，于是泰伟电子开始转型，除了硬件销售外，也投入在线博弈产业的服务代工，看中的就是在线博弈产业产值逐年上涨──根据国际市场研究公司统计，2019在线博弈产值高达589亿美元，2020年达到667亿美元，2023年可能近1000亿美元，已经比台湾1年总税收要高了。

目前在线博弈的型态很多，基本上可说是万物皆可赌，除了传统的下注比大小赛马，更多是透过游戏，比如扑克牌麻将等进行；在台湾，只要民众在赌博网站博弈，无论该网站设在台湾境内或境外，都有可能触法；至于如何断定网站游戏有无触法呢？很简单，只要赌博的结果可以转变成现金，就会触犯法律。

那么，如果不是进行博弈而是代工博弈，可不可以呢？

服务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客户，用语音或文字解决客户问题，这就是在线博弈代工的工作之一：客服。其他工作还包含了硬设备、游戏设计，或是赌博网站的后台建设等等，例如博弈软件工程师，主要工作也许是游戏的入口网站，每天的工作内容是跟做游戏的公司进行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对接；他们的客户也许是个想要经营在线博弈平台的人，没有相关资源，更不晓得要怎么开发一个在线游戏平台，所谓代工，就是把相关的产品卖或者租给对方使用。

一般而言，台湾代工的在线博弈游戏信息都会回传台湾进行数据分析，甚至是防止黑客的监控。以泰伟电子来说，他们公司负责管理与监控后台和数据统计；整体而言，台湾在相关市场最大的优势是教育：相关科技人才在东南亚领域──除了日本韩国以外，都是领先的。但是依照目前的台湾法令，如果博弈网站设在台湾境内，业者协助代工，这属于帮助赌博，仍会触法，所以大部份的业者只会帮境外公司做代工服务，东南亚地区如菲律宾、柬埔寨的许多在线博弈产业都是由台湾代工的──硬件、机房在台湾，但客户不是也不能是台湾人。

由于台湾并没有境外公司的司法审判权，因此如果业者做境外在线博奕代工，就产生了法令的灰色地带：如果只是单纯代工博弈事业的软硬件开发跟制造，而且不知道这些软硬件是提供给境内的非法博奕产业，那就很难构成赌博罪；不过，也正是因为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检警如果认为公司涉及不法，随时都可以进行调查，从业人员更可能因此锒铛入狱。

由于博弈产业的后端网络必须统计数据与进行网络服务，如果其实体物跟网络都在台湾，所以这两项特别容易被检警查缉，也是目前检警相对比较注重的一块。

在台湾经营博弈代工，最容易触法的点就是客户服务──博弈产业里面有两项代工是很容易出现触法疑虑的，一是营运，例如推广或营销，这一定会牵扯到B2C的部分；二是客服──台湾公司可以对博弈公司提供技术客服，但不能牵扯到赌客客服──根据台湾检警表示，文字客服与博弈推广，其实质内涵与工作项目都算是在「聚众赌博」，这是违法的；不过对程序工程师来说，无论在哪里工作，工作的内容都是写程序、数据交换、软件开发，差异并不大，真正的差别是薪资，因为博弈产业的平均薪资会高出一般工程师一两成。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有些在线博弈代工公司是挂羊头卖狗肉，很多博弈事业是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博奕网站架在国外，分公司在台湾，台面上是客服，私底下则是转账洗钱。台湾警方多次破获台湾公司涉嫌帮赌博网站洗钱，赚取不法获利，这让台湾很可能被亚太防制洗钱组织列为加强追踪名单，影响台湾的国际金融信誉和竞争力。

在线博弈代工每年产值高达700亿美元，自然会吸引不少公司抢食大饼，只是碍于台湾法令，使许多代工公司地下化，这使得政府更难掌握，造成治安与经济问题；如果在特定环境下可以从事相关博弈产业，相信会对台湾的治安与经济都有莫大的帮助。

台湾拥有科技人才优势，许多境外公司抱着大把钞票找上门，然而在线博弈代工仍落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这当中的科技经济和法律问题必须相互权衡，考验着政府的智慧。